二二得几？三位作家都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二二得几？
三位作家都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黑暗面的揭露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发掘人性的曲折、反常、乖谬乃至疯狂的俄国斯拉夫主义者，奥威尔是因其政治寓言《一九八四》而极受当代欢迎的英国作家。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把他们放在一起讨论，在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及“二二得几”的问题。
二加二等于四，二乘二等于四，这有什么疑问吗？还真的有，而且这个数学公式还与我们今天的处境密切相关。
▍“二二得四”的庸俗
那是光明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权势遮天，大伦敦一片繁荣，有产者欢欣鼓舞。给这个盛世良辰画龙点睛的是，在女王的夫君（也是其表弟）阿尔伯特亲王的主持下，1851年在伦敦成功举办了“万国工业成就大博览会”（即第一次世界博览会），新产品、新成果、新科技、新玩意……真乃“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但狄更斯出现了。在他的小说《老古玩店》（1841）中，工业城市伯明翰的景象仿佛但丁笔下的地狱；而在另一部小说《艰难时世》（1854）中，工业小镇焦煤镇的场景也并不比地狱好：“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的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美轮美奂的、光明的盛会是以无数人的贫困和无数地方的烟灰为代价的。
《艰难时世》的主人公之一，是因富裕而参政的葛擂硬。此人有一句口头禅叫“二二得四”：
资本要增值，资本家要赢利，社会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关系必须量化、数字化，现代社会必须坚持“二二得四”。但当葛擂硬的尺子和乘法表把工人换算为一连串的数字时，我们不能不犹豫一下。狄更斯评论说：“葛雷硬先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什么都得出钱来买。不通过买卖关系，谁也决不应该给谁什么东西或都给谁帮忙。感谢之事应该废除，由于感谢而产生的德行是不应该有的。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的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这是一种“事实哲学”，是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哲学，但人，包括工人只是一种可以为资本家生产价值的工具吗？一个奉行“二二得四”的社会，是一个一切都由买卖关系塑造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同情、理解、尊重和自由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可能是富裕的、繁荣的，也是令人沮丧的、唯利是图的，它绝不是文明人类所理想的社会。
西方现代性、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就是这种“事实哲学”日益主导文化生活的过程，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在……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是极而言之，绝不能因此就以为西方社会的道德、宗教、艺术、人情和家庭关系已全部受控于交换关系、利益原则，政府机构、公民运动、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都在以各种方式保护生活资源，现代西方依然有热诚、有伤感、有表现真善美的文化艺术。但确实存在的是，经济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动力，它创造了繁荣也带来了灾难。反思早期资本主义的教训，首先就要反对这种顽强的、残酷的“事实哲学”，把人的权利和尊严而不是经济指标当做现代化的成就。
不但赤裸裸的功利是反人类的，即使是客观事实也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想。我们现在知道，月亮上既无嫦娥也无吴刚，但我们愿意相信真有其人。“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凄清寂寞而又令人向往。事实和现实是物的世界，希望和美化才是人的关怀。理想与现实、精神与事物，即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游泳者之于水、骑手之于马的关系，没有水、没有马，就不会有游泳和骑马，但不驾驭水和马，也不成其为游泳和骑马。真正使游泳和骑马得以成功的，还在于人的力量、技术和理想。道理是简单的，但举世滔滔，多为利狂；黄钟毁弃，瓦釜争鸣。当先富起来的人多为心满意足的葛擂硬们时，社会公正、文化建设如何才能真正提上日程？第一次博览会之后，英国社会在消灭贫困、肮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狄更斯复生，也不会重写《老古玩店》或《艰难时世》了，但如果只是歌颂博览会的辉煌而无视伯明翰和焦煤镇的丑陋，只讲经济成就而省略社会苦难，英国的发展也许会多一些曲折。所以，尊重事实而又不唯利是图，才有人的价值可言，才有精神生活可言。从狄更斯这里，我们得到的教训是：社会公正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反对功利主义的，至少也是在功利主义之上的。
▍“二二得三”的可爱
“二二得四”是资本家残酷的功利主义的表达，那么二二得几呢？它可能是五，也可能是三，总之不等于四。提出这个话题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现代性就是理性化，这里的理性是相对于传统的天启、迷信、权威、偏见而言的人的思维能力，它发端于伽利略－牛顿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并主要表现为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最简单的表示方式，就是二二得四。这是一个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普遍公式，它蕴涵的是世界的可计算性。18世纪的启蒙主义相信，只要按照理性的原则重组人类社会，我们就能进入一个天堂般的城市。从此，科学成为现代人的宗教，理性成为组织生活的准则。把启蒙思想引进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其教育小说《怎么办》（1862）中把人类社会概述从游牧时代、古希腊、中世纪、18世纪最终走向“光明而美丽”的未来，这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男女完全平等、“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永恒的春天和夏天”的极乐时代。如果说这还比较遥远的话，那么女人主公薇拉创办的具有公社性质的缝纫工场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理想社会，它展示了一种完全按照数学的精确性计算出来的崭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有自私，那也是“合理的利己主义”：有理性的人能够把自己的私利与他人的私利协调起来。
然而，照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看，历史和人性都不是如此单纯与合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丽萨不是对她的恋人阿辽沙说：“我想把我的一个愿望告诉您。我愿意有人折磨我，娶了我去，然后就折磨我，骗我，离开我，抛弃我。我不愿意成为有幸福的人！”谁能说，这不是人的欲求之一？在《地下窒手记》（1864）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提出两条理由。第一是科学理性不能兼容人性的差异性、多样性、矛盾性、荒谬性。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人们在明明知道、也完全懂得自己真正利益的情况下，也依然会闯上另一条路，去冒险，去碰运气，甚至会干下最愚蠢的、最荒唐的事。与其说人的行为受理智的指导和利益的驱使，不如说人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人不仅仅喜爱幸福与和平，或许他还同样喜爱苦难和混乱；人可以在感受一切“美好与崇高的同时做出最可恶的事情。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强迫他们这样做，其原因只是，这种执拗和任性比任何利益都能给他带来快乐。这不是人的堕落，而是人生存的最正常的状态。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 VII）喜欢用金针扎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叫她不这么干。因此，第二条理由是，以理性来组织社会、以数学来说明生活，这种信念无论动机如何美好，实践的结果也只能是取消人的自由，让自由的人成为呆板的琴键。人之所为人，在其自由；自由之为自由，在其总想着按照自己的欲望生活。“二二得四”整齐一律，人性却总有参差多样；“二二得四”斩钉截铁，人性却总是暧昧含混，它与其说是人的理想不如说是物的标准。除非改造人性，否则人不会按照“二二得四”的公式来生活；除非权力强暴，否则无法改造人性。因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但是个神话，而且与多数人的暴政直接联系在一起。现代人类的梦想之一，是改变人性使之符合理性或理想，其方式是科学、意识形态、革命等，而执行这一使命的主要是拥有知识、道德或权力优势的强人、领袖或集团，因此而来的乌托邦实践所造成的，多是一些兵营式社会和警察国家。
所以，在关于人是什么、人类追求什么之类与人联系在一起的任何问题上，都没有什么规律或公式。在人类生活中，“二二得四”是不对的：
人不是物，生活不只是求平方根，在如何生活、什么才是幸福之类的问题上，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先验的公式和权威的导师可以代替自己的选择。自由的人不是敲一下响一下的琴键，我们必须挑战一些公式化的规则。“二二得四”，当然，但那与我无关，真要凭我个人做选择，更可爱的倒是“二二得五”。是的，这是不对的，但我就愿意这么说，你拿我怎么办？
在数字化管理的当代社会，还真没有做错事、说错话的自由。各种制度编组和条理了千差万别的个人，使得整个社会合理而有效率，但人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现的人性的另一面依然强大而激越。功利主义固然庸俗，科学理性也不近人情。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我们明白了社会公正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反科学理性的，至少也是超越科学理性的。
▍“二二得五”的恐怖
那么，“二二得四”就一定是限制自由的吗？也不一定。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虚构了一个始终在“老大哥”目光范围内的大洋国，这是一个极端膨胀的权力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公私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被指令的，经济生活是被配给的，文化生活是被组织的，所有人都又被反复告知：他们的一切都事关国家和政治。任何与众不同的行为都会受到怀疑，任何与众不同的物品都会带来危险。怀疑和警惕是社会的唯一原则，忠诚和奉献是个人的唯一义务。生活在这里的人不但其日记，而且连下意识的心理活动也受到严密监控：感情、回忆、希望、欲求、感觉以及一闪而过的念头和稍纵即逝的表情，都有人在侦察、在报告、在记录、在算账，这些人就在你的身边：同事、朋友、配偶、儿女、路上的照面者、啤酒馆的侍者、杂货铺的老板以及一切可能与你发生一点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
这是一种极有创意的恐怖制度。历史是胜利者按照自己的希望写的，但“老大哥”比所有改写历史的胜利者都更高明，他在消灭历史。“老大哥”的日常工作就是根据每天变化的形势和现实需要，不断销毁或篡改各种讲话、文件和报刊。在大洋国，个人的记忆被清理，以往的遗迹被铲除，所有人都生活在千篇一律、没有差别的环境中，不再有任何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不再有自由思想的必要资源。温斯顿想找个人咨询一下此前的啤酒是什么味道，也无法做到。历史之外是语言，大洋国有一个部门在编纂《新话词典》，主要任务是消灭旧语言、创造新语言。前者是为破坏旧文化，后者是为建设新文化：词意由复杂而简单，词汇由多而少。除了“新话”，人们没有其他言来思考并传达自己的思想。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新话”流行之时等于思想统一之时：从此不再有异端的或错误的思想，而正统的或正确的思想就是无思想。
人类世界没有完全的自由，但没有人受得了这个一切都被控制的世界，自由不需要理由。即使在大洋国，也有人心不死，还在憧憬自由。温斯顿就在日记中写下：“自由就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你不能否定“二二得四”，你也就不能否定人的自由。
“老大哥”不是不明白，言行监控有效也有限。因此，伴随舆论宣传与思想文化工作的，是国家机器所实施的暴力，是拷打、苦役和处决。温斯顿被捕了。审讯者奥布莱恩一边握着可以控制温斯顿痛苦程度的转盘，一边和他进行着这样的对话：
“记得。”
奥布赖恩举起左手，伸出四个手指，大拇指屈起来，不让温斯顿看见。
“我竖起来的手指有多少？”
“四个。”
“如果党说不是四个，是五个——那你说有多少？”
话未说完，温斯顿已痛得喘着气。控制盘的指针指着五十五。他浑身冒着冷汗，吸进肺里的空气化作痛苦的呻吟声吐出来。他咬着牙，但一点也减不了身上的痛楚。奥布赖恩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还是竖着四个手指。他按了按把手，温斯顿的痛苦稍微减轻了点。
“多少个？”
“四个。”
指针跳到六十。
“多少个？”
“四个！四个！你要我怎么说？四个！”
“温斯顿，多少个手指？”
“四个！别再用那东西折磨我了！四个！四个！”
“温斯顿，多少个？”
“五个！五个！五个！”
“那没用，温斯顿，你在撒谎，你还是相信看到四个。好，再来一次，多少个手指？”“四个！五个！四个！你要我说多少就多少吧，只要不让我受苦就是。”（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这就是中国成语“指鹿为马”的现代版。权力就是影响、操纵和控制的力量，它的最高要求，是无条件地服从、相信。在通常情况下，权力的运行是柔性的，并受到文明生活中其他力量的稀释、分散和平衡。但“老大哥”的权力是刚性的、绝对的、没有任何含糊的，为了彰显它的权威性、至上性，它可能甚至必须不承认事实、不承认科学。强权即真理，权力之外无真理。这就是“老大哥”的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真实含义。“二二得四”只是数学公式，而不是“老大哥”的最高指示。政治上正确的只有“二二得五”，谁不信，就得死。当温斯顿跟着奥布赖恩说四不是四，而是“五”或奥布赖恩所说的任何一个数字时，权力的效用和后果才显示出来。
既然二加二不等于四，那么自由也不是人性的自然或当然。温斯顿的选项只有一个：或者二二得五，或者去死。活着比自由重要，他选择了活着。不能期待每个人都去做烈士，真正可行的是约束骄横恣意、无所不在的权力，改造以暴政和役使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以支配与服从为判断标准的文化。权力绝非真理，服从绝非自由，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明白。从奥威尔这里，我们明白，社会公正和文化精神如果不是对抗权力，至少也是不以暴政之所是为是、不以暴政之所非而非。
二二得几？三位作家都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但我们因此而明白，值得我们追求的社会文化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权力。反论可以转成正论：社会与文化建设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暴政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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